“归海”的“海归”-新闻专题-科学网

  普林斯顿、海归、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师从施一公、美女教授这些标签有个共同的交集，那就是颜宁。2017年5月7日，清华大学证实，颜宁已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受聘该校分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的职位，将于近期前往就任该教职。一石激起千层浪，“负气出走”、“北京空气不好”等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出现，是“人才流失”还是“人才流动”，众说纷纭。

  2009年以来，作为通讯作者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著名国际期刊上已发表论文17篇；2011年8月，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12年，获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国际青年科学家奖；2012年12月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2014年12月入选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5年2月获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2015年10月获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2017年3月15日，获2016-2017年度 “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提名。

  以最具说服力的诺贝尔奖为例，百年化学+生理和医学诺奖215项中有13项是结构生物学相关的，占6%。

  尤其是其中1962年沃森克里克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近代生物学的基础，也是百年来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所（HHMI）是全球最具声望的针对生物和医学的私立基金组织，他们资助的科学家个个含金量十足。目前有超过300名科学家受到HHMI的资助，而其中40人从事结构生物学相关研究。

  结构是功能的基础，而生物大分子是所有结构中最具挑战的研究对象，所以结构生物学是化学和生物学共同的追逐对象。科学的赛跑里，在生物学从化学手里接棒之后，结构生物学就成了化学和生物学的圣杯。结构生物学也是同数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之一，是生物数学化的前沿阵地，而数学化常常是衡量一门学科有多「硬」的重要考量。

  颜宁现在做的工作之一是GLUT1-4。GLUTs是葡萄糖转运蛋白，是负责细胞吸收葡萄糖的一种膜蛋白，是细胞吃饭的筷子。膜蛋白是很难搞出结构的一种蛋白，还在于在实验体系下保持它们的天然结构很难。膜蛋白也是意义重大的一种蛋白。多数生物中20-30%的基因编码的都是膜蛋白；而目前50%以上的药靶都是膜蛋白。40个HHMI的做结构的科学家，有19人是做膜蛋白的，也能间接说明膜蛋白的难度和意义。

  当然做结构生物学的研究可能不讨喜，常常是因为没有令人震撼的结论所带来的巨大存在感。震撼的科学发现就像雾中看山，浓雾散去，大家第一反应是「好高好美一座山！」。而结构生物学就像是无雾看远山，远远望去已知山巍峨秀丽，但是也只望望而已，仍需低头继续赶路。【全文】

  中美之间经济和科研发展有个时间差，而且早年的差距很大，经过十几年，这个差距缩小的速度在逐步加快。国内吸引了很多成功的科学家全职回去或兼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教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等到颜宁当年回去时，国内条件已经很不错了，特别是像清华北大。

  通过在国内10年的奋斗，颜宁做出了世界一流的成果，但还是没有在世界最一流的大学任职。毫无疑问，国内大学的研究水平近10年有了几个几何级别的提升，但至少在目前，世界的最前沿的科研高地大多还在美国，所以从清华跳到普林斯顿做讲习教授，可以完全独立于国内的体制，专心致志的做她想做、能做、做出最好的事情，再创辉煌，应该是每一个做科研的人，特别是牛人会选择的吧。

  从可量化的数字指标来看，中国的科研实力和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当然近20年，特别最近5年来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和实力，在快速地提升。

  美国开放的社会体系，对于全世界人才的吸引容纳能力，在短时间内中国还是无法与之竞争。虽然我们近年内引进了不少的人才，像大千人和青年千人加起来应该有一到两万人的规模。但是事实求是地讲，我们现在引进人才其实是靠重金砸，靠特殊的优惠政策，靠欧美的经济不振科研经费大幅削减，而且其实是局限在华人群体中。那么这样的人才引进方式是否可持续？

  此外，我们的高校仍然没有走出“两进一出”的科研活动模式。“两进”呢，就是把人才和实验设备从国外引进来；“一出”呢，就是把科研成果发到国外的学术杂志上。近年来，我们高校中科院的发文章，不管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讲，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不能说全部但是绝大多数的科研骨干是从国外引进的。实验设备，特别是高精尖的，我们还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

  喜在说明国内近几年的科研质量逐步的提升，已经有学者可以到美国顶尖高校任教，颜老师是继清华大学郑思齐教授之后的第二位，从之前只引进的单交流模式发展到现在的双交流模式，国内外人才的平等双向流动，才能让中国的科研水平紧跟前沿步伐。另外，颜老师也为清华打开了普林的大门，会有更多的学子走进世界一流高校，值得肯定。

  忧在这么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的流失，对清华大学甚至中国都是一种损失。毫无疑问，颜老师有权利选择她的未来，去哪里我们都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而值得反思的是顶尖科学技术人才没有把国内看作是和美国同等地位的职业选择，国内为什么没能力把这样的科学家留下来？科研是需要眼界的，可能国内的视野还不够开阔；或者中国的内在体制出了问题，限制了顶尖人才的再发展。

  这些年中国的科研水平在不断地提升，在中国本土工作的科学家的实力增强，开始得到世界的认可。近些天，中国科技成果捷报不断，C919大飞机试飞成功、首艘国产航母下水，颜宁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讲席教授，虽然不能与这些成果相提并论，但这可当作中国的杰出科学家队伍，开始在世界舞台有更大活动空间的标志。我们当然希望杰出的科学家在中国练就“武功”后，能够继续在中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逐步改进科研环境，搭好舞台，让更多的中国科学家成长，得到世界的认可。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有更宽阔的胸怀，对于中国科学家到国际一流科研机构任职，持开发的态度。

  好几年前，我就见到“北大博士”和“清华博士”在美国三流大学应聘成功的例子。后来，“土博士”开始在美国的二流大学应聘成功。这不，颜宁算是“中国教授”被美国一流大学“挖走”的例子了（且：颜宁不是“土博士”）。以后，就有“中国的土博士”被美国的一流大学挖走的例子。

  如果一切按“常态”发展，更多的颜宁会去美国任教的，也正如更多的西方的“诺奖级教授”来中国任教一样。没什么大惊小怪。这些事（西方学者来中国或中国学者去美国），只要符合“国家的法律”，只要遵循“就职单位的合同约定”，就行。他们（来中国或去美国）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

  可以把颜宁的职业发展轨迹称为“颜宁模式”。根据科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一个模式分解出三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子命题：

  首先，充分的利用学术生命周期。任何科学家职业规划的最核心问题是在学术生命期内做出最好的工作，并最大限度上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周期，由此，才能收获最大的自我实现目的。

  其次，走出舒适区，能延续学术生命周期。由于美国一流大学的学术环境是简单、宽松、业务为主型的环境，这种环境可以最大限度上延长学术生命周期。

  第三，最大的收获一定来自于最高级别的承认。在“目的-手段”的链条上，手段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颜宁的此次出走，恰好把这三条全部满足了，如果理论设想能够全部实现，那么未来什么奇迹都可能会发生，甚至，我们都有理由期待英雄的再次归来。

  “颜宁模式”不仅仅为科学家们的职业规划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样本，而且通过颜宁模式，我们也不难发现高品质人才内在偏好排序的变化，这也为未来人才政策的改革提供了一条可靠的切入路径。

  颜宁现象只是开始，未来会有更多的高端人才会流出去，武断地关起门来显然是最糟糕的处理方法。而且，这个现象还谈不上人才流失，只要人才流入大于流出，人才蓄水池就会形成，因此，没有必要草木皆兵。有进有出，自由流动，这才是一个自信的、开放的科技系统应该有的胸襟。